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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1978年

发布时间:2019-10-13 01:16:26

我的1978年

10月下旬,我到复旦大学报到,搬进了第10号宿舍楼210室。同室六人,除了周振鹤与我以外,其他四位是李妙根、施忠连、汤奇学、吴嘉勋,都是历史系中国思想史方向的,导师是蔡尚思教授。汤奇学本是本校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,尚未毕业,提前报考。吴嘉勋是“文革”期间的中学毕业生,原在宝山县粮管所工作。

在我们这届研究生中,没有上过大学的有好几位,原学历最低的只相当于初中。有几位是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,还有的是“文革”期间的外语培训班毕业的,如国政系的王沪宁。同学间年龄也相差很大,最年长的出生于1939年,最年轻的大概出生于1957年,比我小十二岁。当时的政策,凡原来已有工作的可保留关系,仍在原单位发工资,每年由学校发一笔书报费。我继续担任市人大代表,直到五年任满,王沪宁等经常戏称我为“代表”。一位理科的女同学不仅是市人大代表,还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,不知是否有同学称她“委员”。

在开学典礼上,校长苏步青特别强调,研究生不论年纪多大、资历多高,一定要当好学生,“资料室里最年轻的资料员都是你们的老师”。他又强调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,后来才明白也是有所指的——因为他坚持晚上10点半一定要熄灯睡觉,所以所有的学生宿舍楼中,除了走廊、厕所、盥洗室和专职辅导员的房间可以开灯外,其他房间一律切断电源,而图书馆、资料室和所有教室到10点钟全部关门。但无论从年龄和生活习惯,还是所面临的学习任务,研究生都无法适应。多数研究生外语水平很低,必须恶补。每天熄灯后,走廊里顿时热闹起来,一片读外语声。与厕所相通的盥洗室中也是看书的同学,顾晓鸣干脆搬了一张桌子,几乎每天晚上在盥洗室读到后半夜。

“文革”虽已结束,复旦校园内疮痍未复,大草坪上依然种着庄稼,大字报、大幅标语随处可见,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复名誉,或者还不能正常工作。图书资料严重不足,不少同学在吃饭时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、资料室抢占座位和书刊。工农兵学员与新招的本科生、研究生形成明显差异,往往意见相左。但是新事物、新思潮不断在校园中出现,终于迎来了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的新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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